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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受限於《刑事訴訟法》376條第1款規定，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，案件不得再上訴三審。對法院而言的輕微案件，卻毀了黃慧夫醫生的一生。（圖／民間司改會）
根據衛福部的統計，台灣近五年進入醫審會鑑定的醫療糾紛，每年都有大約五百件，等於平均每天都有醫師被告，顯示台灣醫病關係緊繃。
醫病關係緊張，源自病人對醫師不夠信任。越來越多醫師為了避免被告，對病患實施很多看起來需要，實際上根本不需要的檢查與檢驗。健保給付的檢查能做就做，無法承擔一點錯誤，也就是所謂的「防禦性醫療」。防禦性醫療也稱為「防禦性醫療決策」，不但浪費健保資源，也容易對病人有不好的影響。當醫生第一個想到的，不是如何盡心盡力治病人，而是如何先保護好自己，無論對病人或醫生而言，都不是好的關係與環境。
近日，民間司改會在臉書專頁貼出一段影片，從醫13年的台大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黃慧夫，懷著滿腔熱血及使命感，在遭遇重大事件時盡心力搶救生命，卻因過去司法體制、一場官司判決，讓他前途近乎全毀。
10年前，黃慧夫任職於亞東醫院時，替一名出車禍重傷的少年動手術，術後5天少年自行轉院，卻發現小腿持續內出血致壞死，最終截肢，黃慧夫因而遭少年家屬控告業務過失致重傷罪。一審被判無罪，二審卻在無新事證、新鑑定報告情況下，直接翻判成有罪、判刑4個月。
受限於《刑事訴訟法》376條第1款規定，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，案件不得再上訴三審。最終黃慧夫無法上訴三審，在二審以易科罰金12萬元定讞。
雖然現在訴訟制度二審是採覆審制，但在實務上，部分法官若認為證據沒有重複調查的必要，很多證據在一審調查過二審就不會再調查，此舉是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。
但每年不能上訴三審的案件大約有三百到四百件，此等二審判決有罪的案件，卻沒有另一審級的上訴法院回來檢查二審是否有疏忽判錯的地方。以黃慧夫醫師涉及醫療專業的案件為例，在二審的階段，法官在一次程序準備庭和一次辯論庭就做出判決。法官如果沒有真正了解成因和醫療背景知識，就很容易有誤判的情形，如果有上訴機會就很可能翻轉審判結果。
制定《刑事訴訟法》第376條的最初目的，是讓輕判的案件不要拖太久，但卻限縮了人民訴訟權。大法官在2017年以釋字第752號宣告該法條違憲，立法院在同年三讀通過《刑事訴訟法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未來特定類型案件，若被告一審被判無罪、二審改判有罪，修法後都可以上訴。
修法後被遺忘的一群人
《刑事訴訟法》修法後，一審無罪、二審改判有罪的案件，將來都可以上訴三審尋求救濟，標的是將來的案子和未確定的案件。然而，在過去適用舊法時，一審無罪、二審被改判有罪，且已經被執行完的案件，例如黃慧夫醫師的案件，卻沒有再上訴的機會。於是，民間司改會提出制定《刑事訴訟法》第7之11條的想法，讓過往一審無罪、二審有罪的案件，在兩年過渡期間內，能有再尋求救濟的機會。
關於過渡期間的規定，其實有前例可循。為了解決支付命令淪為詐騙集團犯罪工具的問題，立法院在2015年修正《民事訴訟法》中關於支付命令的規定。在新法公布後確定者，適用新法規定；在新法公布施行前確定者，有兩年過渡期間，可以在公布施行後兩年內提起再審。
黃慧夫醫師並不是《刑事訴訟法》修法後，仍無法透過司法管道救濟的個案。在沒有新事證的情況下，從無罪翻案成有罪，卻沒有法律途徑給予他們再次為自己爭取清白的機會。對法院而言的輕微案件，卻毀了當事人的一生。（本文轉載自法操FOLLAW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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